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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朗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11章上)(朗读:25分钟)

壹读写2018-07-20 07: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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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前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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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上)


朱赫来一边思考,一边从嘴里取下烟斗,小心地用指头按了按隆起的烟灰。烟斗已经灭了。
  屋子里十几个人在吸烟,灰色的烟雾宛如浮云,在天花板上的毛玻璃灯罩下面,在省委书记坐椅的上方缭绕。围着桌子坐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人,看上去就像罩在薄雾中。
  胸口贴着桌子,坐在省委书记旁边的是托卡列夫老头。他气愤地捻着小胡子,偶尔斜眼瞅一下那个秃顶的矮个子,这家伙嗓子又尖又细,一直在罗里罗嗦地兜圈子,说些像鸡蛋壳一样空洞的废话。
  阿基姆看见了这个老钳工斜视的目光,这目光使他回想起童年——那时候他们家里有一只爱斗的公鸡,叫“专啄眼”。每当它准备进攻的时候,也是这样斜眼打量对手的。
  省党委的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秃头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
  他一边用敏捷的手指翻动文件,一边滔滔不绝地说:“……正是因为有这些客观原因,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才无法实现。我再说一遍,就是再过一个月,我们能够提供的木柴也不会超过四百立方米。至于完成十八万立方米的任务,那简直是……”秃头在挑选字眼,“乌托邦!”说完,小嘴巴一撇,露出一副抱屈的神情。
  接着是一阵沉默,仿佛持续了很久。
  朱赫来用指甲敲着烟斗,想把烟灰磕出来。托卡列夫说话了,他那低沉的喉音打破了沉默:“这没什么好磨嘴皮子的。你的意思是说:铁路林业委员会过去没有木柴,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是这样吗?”
  秃头耸了耸肩膀。
  “很抱歉,同志,木柴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没有马车往外运……”小矮个子哽住了。他用方格手绢擦了擦光秃秃的脑袋,擦完之后,好久也找不到衣袋,就焦躁地把手绢塞到皮包底下去了。
  “您都采取了些什么措施运送木柴呢?原来领导这项工作的那些专家搞了鬼,可是他们给抓起来好些日子了。”坐在角落里的杰涅科说。
  秃头朝他转过身来,说:“我已经向铁路管理局打了三次报告,说没有运输工具就不可能……”
  托卡列夫打断了他的话:“这我们早就听说了,”老钳工轻蔑地哼了一声,狠狠地瞪了秃头一眼。“拿我们当傻瓜还是怎么的?”
  这一问,吓得秃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可不能负责。”秃头回答的声音已经低了下来。
  “但是,他们在离铁路很远的地方伐木,这事您知道吧?”
  阿基姆问。
  “听说过,不过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别人辖区里的事,我是不能向上级报告的。”
  “您手下有多少工作人员?”工会理事会主席向秃头提了一个问题。
  “大约二百人。”
  “这帮饭桶每人一年只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冒火了,使劲啐了一口。
  “铁路林业委员会全体人员都领头等口粮,我们让城里的工人把口粮节约下来给你们,可你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拨给工人的那两车皮面粉,你们弄到哪儿去了?”工会理事会主席继续追问。
  四面八方都向秃头提出各种各样尖锐的问题,可是他对这些问题却一味支吾搪塞,就像对付逼债的债主一样。
  这家伙滑得像条泥鳅,根本不正面回答问题,两只眼睛却不停地东张西望。他本能地感觉到危险逼近了。他又心虚,又紧张,现在他只有一个愿望——赶快离开这里回家,家里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他那风韵犹存的妻子正在读保罗·德·科克[保罗·德·科克(1794—1871),法国作家。——译者]的小说消遣,等他回去吃晚饭。
  朱赫来一面注意听秃头的回答,一面在笔记本上写道:“我认为,应当对这个人做更深入的审查,他不是工作能力低的问题。我已经掌握了他的一些材料……不必再同他谈下去,让他滚开,咱们好干正事。”
  省委书记读完接到的纸条,向朱赫来点了点头。
  朱赫来站起来,走到外屋去打电话。他回来的时候,省委书记已经念到决议的结尾:“……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公然消极怠工,故撤销其职务,并将此案交侦查机关审理。”
  秃头本来以为不会这么便宜他。不错,指责他消极怠工,撤了他的职,说明对他是不是可靠产生了怀疑,不过,这终究是小事一桩。至于博亚尔卡的事情,他是不用担心的,又不是他辖区里的事。“呸,真见鬼,我还以为他们摸到我的什么底了呢……”
  他差不多完全放下心来了,一边往皮包里收拾文件,一边说:“也好,反正我是一个非党专家,你们有权不信任我。但是我问心无愧。要是有什么工作我没有做到,那只是因为力不从心。”
  谁也没有答理他。秃头走出房间,急急忙忙跑下楼梯,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拉开了临街的大门。就在门口,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问他:“公民,您贵姓?”

秃头吓得心都要蹦出来了,结结巴巴地说:“切尔……温斯基……”
  在省委书记的办公室里,那个“外人”走出去之后,十三个人全把脑袋紧紧地凑到大桌子上面来了。
  “你们看……”朱赫来用手指按着摊开的地图说。“这是博亚尔卡站,离车站七俄里是伐木场。这儿堆积着二十一万立方米木柴。一支劳动大军在这儿干了八个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结果呢——咱们被出卖了,铁路和城市还是得不到燃料。木柴要从六俄里以外的地方运到车站来。这就至少需要五千辆大车,整整运一个月,而且每天要运两趟。最近的一个村庄在十五俄里以外,而且奥尔利克匪帮就在这一带活动……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明白了吧?……再看,按照计划,伐木应该从这儿开始,然后向车站方向推进,可是这帮坏蛋反而把伐木队往森林里引。他们的算盘打得倒挺如意:这样一来,咱们就不能把伐倒的木头运到铁路沿线。事实上也是这样,咱们连一百辆大车也弄不到。他们就是这样整咱们的!……这一招跟搞暴动没有什么两样。”
  朱赫来紧握着的拳头沉重地落在打了蜡的地图上。
  对于日益逼近的威胁,朱赫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在座的十三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冬天已经到了大门口。医院、学校、机关和几十万居民都只能听任严寒的摆布。车站挤满了人,像一窝蚂蚁,而火车却只能每星期开一次。
  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
  朱赫来松开了拳头,说:“同志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在三个月的期限内,从车站到伐木场修一条轻便铁路,全长是七俄里。争取在一个半月之内,就把铁路修到伐木场的边缘。这件事我已经研究了一个星期。要完成这项工程,”朱赫来焦干的嗓子变得沙哑了。
  “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普夏—沃季察有现成的铁轨和七个火车头,是共青团员们在那儿的仓库里找到的。战前想从那儿铺一条轻便铁路到城里来。不过,工人们在博亚尔卡没有地方住。当地只有一所破房子,过去是林业学校。工人只好分批派去,两个星期轮换一次,时间长了受不了。阿基姆,咱们把共青团员调上去,怎么样?”
  他没有等回答,接着说:“共青团要把能派出的人都派去,首先是索洛缅卡区的团员和城里的一部分团员。任务十分艰巨,但是只要跟同志们讲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全城和铁路,他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铁路局长怀疑地摇了摇头。
  “这么干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吧。在这么荒凉的地方铺七俄里长的铁路,又赶上现在是秋天,雨水多,眼看就要上冻了。”他有气无力地说。
  朱赫来连头也没有回,不客气地说:“你要是早把伐木工作管好,就没这些事了,安德列·瓦西里耶维奇。铁路支线一定要建成。总不能抱着肩膀,干等着冻死。”
  丽达的日记本里新写了满满两页纸:
  组织人力去修轻便铁路的动员工作已经进行两天多了。
  索洛缅卡区的团组织几乎整个都派去。团省委委员去三个人——杜巴瓦、潘克拉托夫和柯察金,由此可见这项工程多么重要。这三个人是朱赫来同志亲自选中的。我和阿基姆曾两次去他那里,一起商量了好久。他说,这项工程极其艰苦,如果失败,那就要大难临头。后天有一列专车送工人到工地去。
  昨天召开了去工地的党团员会议,托卡列夫发表了精彩的演说。省党委把领导这项工程的重任托付给这位老人,这个人选太恰当了。总共有四百人要去,其中共青团员一百名,党员二十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各一名。今天扎尔基和柯察金到交通专科学校去动员学生。是的,是柯察金。要不是图夫塔吹毛求疵,挑起事端,我还真不知道他就是谢廖沙常常谈起的那个保尔。图夫塔因为挟嫌泄私愤,在常委会上受到申斥的处分。就是在常委会上,他也没有完全放弃指责保尔。事情发生在积极分子会议上。
  当时正在挑选去工地的人员。图夫塔突然对保尔的任命提出异议。他的理由让我们全都感到吃惊。图夫塔说,保尔同资产阶级分子有联系,加之过去参加过反对派,因此,不能让他担任小队的领导。
  我看着保尔。当图夫塔应大家的要求,提出证明,进行解释的时候,保尔的目光由惊奇变成了愤怒。图夫塔说的是:粉碎反革命阴谋那次,图夫塔和保尔编在同一个分队里,他们到一个教授家去搜查。这个教授的女儿原来是保尔的熟人。图夫塔偷听到她和保尔的谈话,她问保尔:“真的是您让人来搜查我家的吗,柯察金同志?要真是这样,对我便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您对我们家好像是相当了解的。”保尔回答说,如果在你们家什么可疑的人都搜不出来,分队会离开的。图夫塔要求保尔说清楚,他跟资产阶级小姐怎么会这么亲近熟悉。
  保尔表现得不错。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这在他是不容易的。他是这样回敬图夫塔的:“同志们,如果是你们当中任何一个别的人说我这种闲话,我是会很恼火的。现在是图夫塔说,那就是另一码事了。眼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而这位同志不是和大家共同做好工作,却在那里乱咬人,这是为什么呢?只有天知道。朋友们,我当然是要解释清楚的,不过不是向他,而是向你们大家。事情很简单,一九二○年,我在这个教授家中寄住过一阵子,这就相互认识了呗。这家人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至于我过去犯的政治错误,我一直牢记心间。没有一位同志再翻过老帐。图夫塔现在的做法是不正确的。等到了工地,我们会有机会来证明这一点的。”
  保尔的话给打断了,大家不让他再说下去。图夫塔受到申斥的处分。我想在保尔去博亚尔卡之前同他见一次面。
  交通专科学校两层楼的大楼房里闹哄哄的一片,各年级的头头在召集学生开全体会议。有人拽了一下保尔的袖子。
  “你好,保尔,哪阵风把你给吹来啦?”打招呼的是一个目光严肃的小伙子,他戴着学校的制帽,帽子底下耷拉下来一绺波浪形的鬈发。
  小伙子名叫阿廖沙·科汉斯基,与保尔同年,是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的哥哥也在阿尔焦姆工作的机车库当钳工。科汉斯基一家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小伙子也不赖,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读完了技工学校高级班,又到基辅来上学。阿廖沙长话短说,向保尔讲了讲他上学的经过和波折:“咱们城里来了六个人。这些人你大概都认识,有舒拉·苏哈里科、扎利瓦诺夫、沙拉蓬,就是那个小滑头,独眼龙,记得吧?还有萨什卡·切博塔里、万卡·尤林。他们几个,一路上吃的东西,家里全给准备得好好的,又是果酱,又是香肠,又是烙饼,七七八八一大堆。我呢,塞了一盒子黑面包干就上路,再也没有别的可带的。这几个中学生,一路上一个劲儿耍笑我。把我气得要命,恨不得狠狠揍这几个坏蛋一顿。别看他们有五个狗东西,我兴许要吃亏,可捞到一个我算够本。实在叫人受不了。听他们说的:‘龟孙子,你往哪儿钻哪?傻瓜,呆家里抠土豆去吧。’唉,算了。总算到了基辅。

他们全都带着介绍信,去找这个长那个长。我一口气跑到军区参谋部。我想当飞行员。睡觉做梦我都能梦见在半空中打转转。”
  保尔微微一笑,开玩笑地问阿廖沙:“地下就挤不下你了?”
  阿廖沙也笑了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说:“参谋部的人也这么说:‘你干吗非要穿云破雾呢?还是地下保险。’他们都取笑我。我连县团委的介绍信都带着呢,请他们帮助我进空军。我们家还住过一个搞军需供应的政委,叫安德列耶夫。他也在介绍信背面写了几句。一字不差,这么写的:‘本人认为科汉斯基同志有觉悟。总的说是个棒小伙子。脑袋瓜也挺灵。出身工人家庭。他想开飞机,那就让他去学嘛,可以支援世界革命嘛。’下面的签名是:‘第一三○博贡师军需队政委安德列耶夫’。”
  保尔打心眼里乐开了。阿廖沙也哈哈大笑,引得一帮学生围拢过来。阿廖沙边笑边继续说:“是啊,飞行员的事没办成。参谋部里的人向我解释说,眼下没有飞机让我开。要是先学点技术,倒可以,飞机嘛,啥时候开都不晚。我就跑这里来了,递了申请书。结果呢,入学要考试。那五个家伙也在这里。考试两个礼拜之后进行。我一看——大事不妙。一个名额八个人争,来的还大多是城里人。有的找到教授先来一遍模拟考试,有的像我们这几位,都是中学七年级毕业。我赶紧翻书,恢复恢复记忆。还要去打工,卸一车皮木柴,够两天吃的。后来木柴没有卸的了,只好勒裤腰带。而我们那几位呢,成天忙着跑剧院,深更半夜才回宿舍。宿舍本来冷冷清清的,学生们差不多都去度暑假了。可只要这几个家伙一回来,就甭想再看书:叫啊,闹啊,笑啊。扎利瓦诺夫领他们去轻歌剧院,介绍他们认识了一些女演员。三天工夫,她们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掏了个精光。等到没东西下肚了,这帮混蛋就来个顺手牵羊,牵走了一个外地考生的四十只鸡蛋,又趁我不在,一顿嚼光了我剩下的一点面包干。
  “考试的一天终于到了。第一门考的是几何。发的试卷上都盖了图章,三十五分钟解习题。我看看黑板上的试题,全会做。再瞧瞧那几个中学生,一个个傻了眼,都在绞脑汁呢。
  愁眉苦脸,龇牙咧嘴的,又好像他们椅子上有人钉了几只尖木桩,坐也不是,不坐也不是。沙拉蓬那个汗哪,劈里啪啦往下掉。他那副傻瓜嘴脸,一只独眼溜东溜西的。我心里寻思,狗娘养的,这可不像你拧姑娘大腿那么容易。”
  阿廖沙笑得喘不过气来,又接着说下去:“我解完了题,站起来,准备交给教授。苏哈里科和扎利瓦诺夫压低嗓门,老鼠似的吱吱叫唤:‘递张小抄过来。’“我径直朝桌子走去,路过切博塔里身旁。他在小声咒骂我,骂得可难听了。两天下来,他们各得了四个两分,退出了考试。我沉住气继续考。他们在干什么呢?有一次苏哈里科来找我,说:‘别在这里泡啦。我们私下里从老师那儿打听到,你有两个两分。反正考不取。跟我们一起报建筑专科学校吧,那里容易取。现在还来得及。’我差点信了他的话,不过并没有放弃考试。反正只剩下两门了,考完再说。结果呢,他们是糊弄我。我考取了,他们几个进了专科学校附设的二年制技校,这样就可以蒙骗家里人。入学没有要他们考试,因为技校只要求中学二年级的文化。他们领到了学生证、免票卡。如今哪条铁路线上都少不了他们。跑单帮,投机倒把,腰包塞得鼓鼓的。有了钱就大吃大喝。在城里已经搬了三次家。
  到哪儿都闹事,酗酒,让人家撵出来。尤林也尽量躲着他们,他进了建筑专科学校。”
  走廊上越来越挤。人不断往大教室去。保尔和阿廖沙也往那里去。路上,阿廖沙又想起了什么,笑得喘不上气来,说:“前不久尤林顺路去看他们。他们在赌牌。尤林也凑热闹,没想到赢了。你猜怎么着?他们把他的钱抢过去,还狠揍了一顿,又赶出了门。这真叫活该。”
  宽敞的大教室里,会议一直开到半夜,做争取多数人的工作。扎尔基发了三次言。去建筑工地的事,多数学生听都不想听。身穿校服、戴着锤子领章的学生叫喊起哄,两次破坏了投票。扎尔基在这里没有依靠对象。两个团员对五百个学生,学生中三分之二又都是“爹妈的宝贝疙疸”。民主空气最好的是一年级,那里的头是阿廖沙。机械系一年级的头达尼洛夫也支持去工地。他是一个长着一对充满幻想的眼睛的青年。这两个年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到了第二天早晨,学校团支部才答应派四十名学生去修铁路。
  最后几只工具箱搬上了火车。乘务员也都站到了各自的岗位上。天下着蒙蒙细雨。丽达的皮夹克湿得发亮,雨珠像小玻璃球一样从上面滚下来。
  丽达在送别托卡列夫,她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轻声说:“祝你们成功。”
  老人的眼睛从灰白的长眉毛下面亲切地看了看她。
  “是呀,真他妈的给咱们找麻烦。”他咕哝了一句。“你们在这儿看着点。要是谁跟我们扯皮,你们看准地方,就给他们点厉害看看。这帮废物干什么都拖拖拉拉的。好了,孩子,我该上车了。”
  托卡列夫裹紧了短外衣。就在他临上车前,丽达像是无意地问:“怎么,难道保尔不跟你们一起去吗?他怎么不在这儿呢?”
  “他昨天就坐轧道车走了,跟技术指导员打前站去了。”
  扎尔基和杜巴瓦沿站台匆匆朝这边走来,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安娜·博哈特,她把短外套很随便地披在身上,纤细的手指夹着一支熄了的香烟。
  丽达注视着这三个人,又向托卡列夫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保尔跟你学得怎么样?”
  托卡列夫惊讶地看了她一眼:“什么学得怎么样?那小伙子不是一直归你管的吗?他常跟我提到你,夸起来没个完。”
  丽达仔细听着,有点不大相信老人的话。
  “是这样吗,托卡列夫同志?他说他跟我学过的东西,都要上你那儿再学一遍。”
  老人大笑起来。
  “上我那儿?……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过。”
  汽笛响了。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道:“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放我们的大叔上车吧,这样不行啊!没有他我们可怎么办呢?”
  这个捷克人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一看见走到跟前的那三个人,便不再做声了。他在瞬息间同安娜的不平静的眼神接触了一下,看到她对杜巴瓦露出惜别的微笑,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便迅速离开了车窗。
  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在低空慢慢移动。深秋,一望无际的森林里,树叶全落了。老榆树阴郁地站着,把满身皱纹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天剥去了它们华丽的盛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
  小车站孤独地隐在树林里。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车站的石头货台伸向森林。路基周围是蚂蚁一样密集的人群。
  讨厌的粘泥在靴子底下扑哧扑哧直响。路基两旁的人们狠劲地挖着土。铁器发出沉重的撞击声,铁锹碰着石头,铿然作响。
  雨像用筛子筛过的一样,又细又密,下个不停。冰冷的雨水渗进了衣服。雨水也冲走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如同稠粥从路基上淌下来。
  湿透了的衣服又重又冷,但是人们一直干到天黑透了才离开工地。
  修筑的路基一天比一天延长,不断伸向密林深处。

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石头房的空架子,凄凉地立在那里。里面的东西,凡是撬得下、拆得开、砸得动的,早就被洗劫一空了。门窗成了张口的大洞;炉门成了黑窟窿。房顶也破烂不堪,好多地方露出了椽子。
  唯一没有遭劫的是四个房间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个人就穿着里外湿透、溅满泥浆的衣服躺在上面睡觉。大家在门口拧衣服,脏水一股股流下来。他们用最难听的话咒骂这恶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水泥地面上薄薄地铺了一层干草,他们紧挨着睡在上面,相互用体温取暖。衣服冒着气,但是从来没有干过。雨水渗过挡窗洞的麻袋,滴落到地上。雨点像密集的霰弹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冷风不断从破门缝里吹进来。
  厨房是一座破旧的板棚。早晨大家在这里草草吃完茶点,就到工地上去。午饭是单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几乎跟煤一样黑的面包。
  城里能够供应的只有这些东西。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子的干巴老头,脸上有两道很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个子不高,但是很壮,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鼻子。
  他们俩住在火车站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的小房间里。
  霍利亚瓦长着两条短腿,像水银一样好动。
  筑路工程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的深处伸展。
  工程队里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过了几天,又跑了五个。
  筑路工程刚进行一个多星期,就受到了第一次打击——有一天晚上,火车没有从城里运面包来。
  杜巴瓦叫醒了托卡列夫,向他报告了这件事。
  工程队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坐起来,把两条长毛腿垂到地板上,使劲地搔着胳肢窝。
  “真会开玩笑!”他一边咕哝,一边迅速穿上衣服。
  霍利亚瓦像球一样跑进房间来。
  “快去挂电话,要特勤部。”托卡列夫吩咐他,接着又叮咛杜巴瓦:“面包的事,你对谁也不许说。”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终于同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接通了电话。托卡列夫听他跟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什么?面包没送到?我马上就查,看是谁干的。”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的怒吼声。
  “你说吧,明天我们拿什么给大伙吃?”托卡列夫生气地朝话筒里喊。
  朱赫来显然在考虑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听到朱赫来说:“面包我们连夜送去。我派小利特克开车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天刚透亮,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装着一袋装面包。小利特克疲惫地从车上爬下来,他因为一夜没有睡觉,脸色很苍白。
  为修建铁路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送来通知,说枕木用完了。城里也找不到车辆,不能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而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大修。第一批筑路人员眼看就要到期,可是接班的人员还没有着落;现有的人员已经筋疲力尽,要把他们留下来再干,是不可能的。
  旧板棚里点着一盏油灯,积极分子在这里开会,一直到深夜还没有散。
  第二天早晨,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到城里去了,还带着六个人去修理火车头,运铁轨。克拉维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这次派他到供应部门去当监督员,其余的人都到普夏—沃季察去。
  雨还是下个不停。
  保尔费了好大劲才把脚从泥里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彻骨,知道是那只烂靴底掉下来了。他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吃这双破靴子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直响。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掉下来了,他只好光着脚板泡在刺骨的泥泞里。这只破靴子害得他活都没法干。他从烂泥里捡起破靴底,绝望地看了看。虽然他已经发誓不再骂人,但是这次却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拎着破靴子朝板棚走去。他在行军灶旁边坐了下来,打开沾满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木了的脚伸到炉子跟前。
  奥达尔卡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一个养路工人的妻子,在这里给厨师打下手。这个一点也不老的妇女可真是得天独厚——肩膀同男人的一样宽,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粗又壮,切起菜来真有功夫,不一会儿案板上便堆成了一座小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他说:“你怎么啦,等饭吃哪?还早呢。你这小伙子准是偷懒溜出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哪儿去啦?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
  她训斥着保尔。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了一下他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破靴子,对奥达尔卡点了点头,说:“她男人是半拉子鞋匠,让他帮帮你的忙吧,没鞋穿就别想要命了。”
  奥达尔卡听厨师这样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把您错当成懒虫了。”她抱歉地说。

保尔笑了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翻看着那只靴子。
  “我们当家的才不补它呢。——不顶事了。我家阁楼上有一只旧套鞋,我给您拿来吧,可别冻坏了脚。受这种罪,哪儿见过呀!明后天就要上大冻,那您可够受的。”奥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穿上了暖和的套鞋。这时,他以感激的心情,默默地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窝着一肚子火。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他们讲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处都怠工。不管你到哪儿,车轮都没停,可就是在原地打转。对那些反动家伙,看来咱们还是抓少了,一辈子都得碰上这号人。”老人对屋里的人说。“同志们,我就跟你们明说了吧:情况糟透了。到现在换班的人还没凑齐,能派来多少也不知道。转眼就要上大冻。上冻前,豁出命来也要把路铺过那片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动。就是这样,同志们,城里那帮捣鬼的家伙,会有人收拾他们的,咱们呢,要在这儿加油干,快干。哪怕脱五层皮,也要修好。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只能算草包。”托卡列夫的声音铿锵有力,完全不是平时那种沙哑的低音。紧锁着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发亮,说明他坚定不移,下决心干到底。
  “今天咱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的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儿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叠成四折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潘克拉托夫肩头看过去,纸上写的是: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继续留在工地,待第一批木柴运出以后方能换班。
  共青团省委书记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板棚里挤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个人都挤在这里。人们靠板壁站着,有的上了桌子,甚至灶上也有人。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讲话不长,但是最后一句一下子叫大家凉了半截:“明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里去。”
  老人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强调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这个手势把大家摆脱污泥、返回城里同家人团聚的希望扫得精光。一开始,会场里一片喊叫声,什么也听不清。人体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也跟着摇曳起来。昏暗中看不见人们脸上的表情。吵嚷声越来越大。有的人憧憬着谈论起“家庭的舒适”,有的人气愤地叫喊着,说太疲劳了。更多的人沉默不语。
  只有一个人声明要离队。他连喊带骂,从角落里发出忿忿不平的声音:“去他妈的!我一天也不在这儿待了!罚犯人做苦工,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可凭什么罚我们?逼我们干了两星期,也就够了。没那么多傻瓜。谁做了决议,谁自己来干。谁乐意在污泥里打滚,谁就去打滚好了,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要开小差的人。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一张气歪了的脸和张开的大嘴。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不怕,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谁在那儿胡说八道?谁说党给的任务是苦工?”他瓮声瓮气地说,严峻地扫视着站在周围的人群。“弟兄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城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要是咱们从这儿溜走,许多人就得冻死。弟兄们,咱们赶紧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去。当逃兵,像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刚才那个人的声音打断了:“那么,非党非团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说。
  那个家伙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朝桌子挤了过来。他扔出一张小卡片,卡片像蝙蝠一样在桌子上方翻了一个筋斗,撞在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弹了回来,立着落在桌子上。
  “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可不为一张硬纸片卖命!”
  他的后半句话被全场爆发出来的叱骂声淹没了。
  “你扔掉了什么!”
  “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钻到共青团里来,想的就是升官发财!”
  “把他撵出去!”
  “看我们不揍你一顿,你这个传播伤寒病的虱子!”
  扔团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样闪向两旁,放他过去。他一走出去,门就呀的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团证,伸到小油灯的火苗上。
  卡片烧着了,卷了起来,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筒。
  森林里响了一枪。一个骑马的人迅速逃离破旧的板棚,钻进了黑漆漆的森林。人们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中碰到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上。人们划亮火柴,用衣服下摆挡住风,借着火光,看到胶合板上写着:
  滚出车站!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谁敢赖着不走,就叫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你们斩尽杀绝,对谁也不留情。限明天晚上以前滚蛋。
  下面的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物。
  在丽达的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本没有合上的日记。
  12月2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天很冷。在楼梯上遇见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一起走着。
  “我就喜欢初雪。一派寒冬景象!多么迷人,是不是?”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了在博亚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我对寒冬和这场雪丝毫没有好感,相反,只觉得心里烦恼。我向他解释了原因。
  “这种想法很主观。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就应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许可的。
  但是生活里并不是这样。悲剧只发生在前线,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胁。然而即便在前线,也还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当然还是照旧:嬉笑、眼泪、痛苦、欢乐、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风波、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听出哪句只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洒点香水。他就住在我们这幢楼中谢加尔那套房间里。晚上常常来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知道西方的许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一个党内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思想——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情意表达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比起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的风雅来,不知要亲切多少倍。
  我们从博亚尔卡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报告。每天铺路一百俄丈。他们把枕木直接铺在冻土上,放在刨出来的座槽里。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人员已经有一半逃走了。环境确实很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经一个星期了。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开到城里来的全部电车。他把乘客动员下来,把铺支线用的轶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简直不像话。他们顶多只肯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可是图夫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该把游击作风扔掉了,现在再这么干,就要蹲监狱。难道不能跟他们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吗?”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

  “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自己怎么不去跟他们好好商量呢?坐在这儿,喝饱了墨水,就耍嘴皮子,唱高调。我不把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就要挨骂。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上去,请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惹人讨厌!”杜巴瓦暴跳如雷,整个省委大楼都可以听到他的吼声。
  图夫塔写了一个要求处分杜巴瓦的报告,但是阿基姆让我暂时出去一下,单独同他谈了大约十分钟。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怒气冲冲。
  12月3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信,这回是铁路肃反委员会送来的。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空房子的门窗。当他们把拆下来的东西往火车上搬的时候,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想逮捕他们。但是他们缴了他的枪,直到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门窗都运走了。另外,铁路局物资处控告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仓库提出二十普特钉子,发给农民作为报酬,让农民帮他们从伐木场运出长木头,代替枕木使用。
  我跟朱赫来同志谈了这两件事,他笑笑说:“这些控告咱们都给顶回去。”
  工地上的情况十分紧张,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往往也需要施加压力。我们常常要把那些专门制造障碍的人拉到省委来。工地上的同志们不守常规的事越来越多了。
  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了一个小电炉。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用它烤手。但是房间里并没有因为有了电炉而暖和一些。
  那么在森林里人们怎样捱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加说,医院里很冷,病人都不敢爬出被窝。他们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你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也就是后方的悲剧!
  12月4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有报告说,博亚尔卡工地全都给大雪封住了。工程停了下来。人们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以前完成,把路铺到伐木场边缘。据说,这个决定传达到博亚尔卡的时候,托卡列夫的回答是:“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一定按期完工。”
  关于保尔,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居然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受到“控告”,这倒是怪事。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同我见面。
  12月5日
  昨天匪徒袭击了工地。
  马在松软的雪地上谨慎地迈着步子。马蹄偶尔踩在雪下的枯枝上,树枝折断,发出劈啪的响声。这时马就打个响鼻,闪到一边去,但是抿着的耳朵挨了一枪托后,又急步赶上前去。
  大约有十个人骑着马,翻过了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地,丘陵地的前面是一长条没有被雪覆盖的黑色地面。
  他们在这里勒住了马。马镫碰在一起,当地响了一声。领头的那匹公马使劲抖动了一下身体,长途跋涉使它浑身冒着热气。
  “他们人真他妈的来得不少,”领头的人用乌克兰话说。
  “咱们狠狠吓唬他们一下。大头目下令,一定要让这群蝗虫明天全都滚蛋。眼看这帮臭工人就要把木柴弄到手了……”
  他们排成单行,沿轻便铁路两侧朝车站走去,慢慢地靠近了林业学校旁边的一片空地。他们隐藏在树背后,没有敢到空地上来。
  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雪团像松鼠似的,从那棵被月光照成银白色的桦树上滚落下来。短筒枪贴着树身,吐出火光,子弹打在墙上,泥灰纷纷掉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他们运来的玻璃窗也被打得粉碎。
  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立即跳了起来,但是一见房间里子弹横飞,又都卧倒了。
  有人压在别人身上。
  “你要上哪儿去?”杜巴瓦一把抓住保尔的军大衣问。
  “出去。”
  “趴下,傻瓜!你一露头,就会把你撂倒。”杜巴瓦急促地低声说。
  他俩紧挨着躲在大门旁边。杜巴瓦紧贴在地上,一只手握着手枪,伸向门口。保尔蹲着,手指紧张地摸着转轮手枪的弹槽,里面只有五颗子弹了。他摸到空槽,便把转轮转了过去。
  射击突然停止了。接着是一片令人惊奇的寂静。
  “同志们,有枪的都到这边来。”杜巴瓦低声指挥那些伏在地上的人。
  保尔小心地打开了门。空地上连人影也没有,只有雪花缓慢地飘舞着,落向地面。
  森林里,十个人狠命抽着马,逃走了。
  午饭的时候,城里飞快地开来一辆轧道车。朱赫来和阿基姆走下车来。托卡列夫和霍利亚瓦在站台上迎接他们。车上卸下一挺马克沁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支步枪。
  他们急急忙忙地向工地走去。朱赫来的大衣下摆擦在地面的积雪上,留下了一道道锯齿形的曲线。他走起路来像熊一样,左右摇晃。老习惯还是改不了:两条腿总像圆规似的叉开着,仿佛脚下仍然是颠簸的甲板。阿基姆个子高,步子大,能跟得上朱赫来,托卡列夫走一会儿,就要跑几步,才能跟上他们。

“匪徒的袭击——还是次要问题。眼前有个山包横在路上,倒是麻烦事,这么个大家伙叫我们碰上了,真他妈的晦气!得挖很多土方才行。”
  托卡列夫站住了。他背过身子,两手拢成小船的样子,挡住风,点着烟,赶紧抽了两口,又去追赶前边的人。阿基姆停下来等他。朱赫来没有放慢脚步,继续往前走。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这条支线你们能按期修好吗?”
  托卡列夫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知道,老弟,一般说来是不能按期修好的,但是不修好也不行。问题就这么明摆着。”
  他们赶上朱赫来,三个人并排走着。托卡列夫很激动地接着说:“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工地上只有我和帕托什金两个人心里清楚,这个地方条件这样差,人力和设备又这样少,按期完工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时全体筑路人员都知道,不按期完工绝对不行。所以我上回才说: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就一定完成任务。现在你们亲眼看看吧!我们在这儿挖土已经快两个月了,第四班眼看又要到期,可是基本成员一直没换过班,完全靠青春的活力支持着。这些人当中,有一半受了寒。看着这些小伙子,真叫人心疼。他们是无价之宝……有些人连命也会断送在这个鬼地方,而且不止一两个人。”
  从车站起,已经有一公里铁路修好了。
  往前,大约有一公里半,是平整好的路基,上面挖了座槽,座槽里铺着一排长木头,看上去像是被大风刮倒的栅栏。
  这就是枕木。再往前,一直到小山包跟前,是一条刚平出来的路面。
  在这里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他们四十个人正在铺枕木。一个留着红胡子的农民,穿一双新的树皮鞋,不慌不忙地把木头从雪橇上卸下来,扔在路基上。再远一点的地方,也有几个这样的雪橇在卸木头。地上放着两根长长的铁棍,代替路轨,用来给枕木找平。为了把路基夯实,斧子、铁棍、铁锹全都用上了。
  铺枕木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很费工夫。枕木要铺得既牢固又平稳,使每根枕木都承受铁轨同样的压力。
  这里懂得铺路技术的只有筑路工长拉古京一个人。这位老同志虽然五十四岁了,却一根白头发也没有,黑黑的胡子从中间向两边分开。他每次都自愿留下,现在已经是干第四班了。他跟年轻人一样忍受饥寒困苦,因此,在筑路队里受到普遍的尊敬。党组织每次开会,都邀请这位非党同志(他是塔莉亚的父亲)出席,请他坐在荣誉席上。为此,他很自豪,发誓决不离开工地。
  “你们说说看,我怎么能扔下你们不管呢?我一走,你们会搞乱的,这儿需要有人照看,需要实践经验。我在俄罗斯跟枕木打了一辈子交道……”每到换班的时候,他都和蔼地这样说,于是就一次又一次地留了下来。
  帕托什金很信任他,很少到他这个工段来检查工作。当朱赫来他们三个人走到正在劳动的人群跟前时,累得浑身冒汗、满脸通红的潘克拉托夫正用斧子砍着安放枕木的座槽。
  阿基姆好不容易才认出了这个码头工人。他瘦多了,两个大颧骨显得更加突出,脸也没有好好洗过,看上去又黑又憔悴。
  “啊,省里的大人物来了!”说着,他把热乎乎、湿漉漉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锹的声音停了下来。阿基姆看见周围的人脸色都很苍白。人们脱下的大衣和皮袄就放在旁边的雪地上。
  托卡列夫跟拉古京说了几句话,就拉着潘克拉托夫一起,陪刚来的朱赫来和阿基姆向小山包走去。潘克拉托夫和朱赫来并肩走着。
  “潘克拉托夫,你讲讲,你们在莫托维洛夫卡整肃反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你们把人家的枪都缴了,你不认为这做得有点过火吗?”朱赫来严肃地问这个不爱做声的码头工人。
  潘克拉托夫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我们缴他的枪,是跟他商量好的,他自己要我们这么干的。这小伙子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把情况如实跟他一摆,他就说:‘同志们,我没有权力让你们把门窗卸走。捷尔任斯基同志有命令,严禁盗窃铁路财产。这儿的站长跟我结了仇,这个坏蛋老偷东西,我总是干涉他。要是我让你们把门窗拿走,他一定会上告,我就要到革命法庭受审。最好你们先下了我的枪,再把东西运走。站长不上告,就算没事了。’于是我们照他说的办了。我们又没把门窗往自己家里拉!”
  潘克拉托夫看到朱赫来眼睛里露出一丝笑意,又补充说:“朱赫来同志,要处分就处分我们吧!您可千万别难为那个小伙子。”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今后再这样干可不行——这是破坏纪律的行为。我们完全有力量通过组织手段粉碎官僚主义。好了,现在谈谈更重要的事吧。”于是朱赫来把匪徒袭击的详情询问了一遍。
  在离车站四公里半的地方,筑路的人们挥动铁锹,猛攻坚硬的冻土。他们要劈开挡在面前的小山包,修出一条路来。
  工地周围,有七个人担任警戒。他们随身带着霍利亚瓦的马枪和保尔、潘克拉托夫、杜巴瓦、霍穆托夫的手枪。筑路队的全部武器都在这里了。
  帕托什金坐在斜坡上,往本子上记着数字。工地上只剩下他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了。他的助手瓦库连科怕被土匪打死,宁可受法办,也不在这里干,一清早开小差溜回城里去了。
  “挖开这个山包,要花半个月的时间,地都冻了。”帕托什金低声对他面前的霍穆托夫说。霍穆托夫是个动作迟缓、总皱着眉头、不大爱讲话的人。他一听这话,生气地用嘴咬着胡子梢,回答说:“全部工程限我们二十五天完成,光挖山包您就计划用十五天,这怎么成!”
  “这个期限定得不切合实际。”帕托什金说。“不错,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的条件下筑过路,也没同这样的筑路工人共过事。因此,我也可能估计错,以前就错过两回了。”

这时,朱赫来、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走近了小山包。斜坡上的人发现了他们。
  “瞧!谁来了?”铁路工厂的旋工彼佳·特罗菲莫夫,一个斜眼的小伙子,用露在破绒衣外面的胳膊肘捅了保尔一下,指着坡下刚来的人说。保尔连铁锹也没有顾得放下,立刻向坡下跑去。他的两只眼睛在帽檐下热情地微笑着,朱赫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握的时间比谁都长。
  “你好啊,保尔!瞧你这身衣服,大的大,小的小,简直认不出你来了。”
  潘克拉托夫苦笑了一下。
  “你没看他那五个脚趾头,行动有多一致,全在外面露着。
  这还不算,开小差的人还把他的大衣偷走了。亏得奥库涅夫是他们同一个公社的,把自己的破上衣给了他。不过不要紧,保夫鲁沙是个热血青年,他还可以在水泥地板上躺上一个星期,铺不铺干草都行,然后再进棺材。”码头工人怏怏不乐地对阿基姆说。
  黑眉毛、鼻子微翘的奥库涅夫调皮地眯起眼睛,反驳说:“我们才不让保夫鲁沙完蛋呢。我们可以推举他到厨房去,给奥达尔卡当后备火头军。他要不是傻瓜,那儿吃的也有,暖和地方也有——靠着炉子也行,挨着奥达尔卡也可以。”
  一阵哄笑淹没了奥库涅夫的话。
  这是今天他们发出的第一阵笑声。
  朱赫来察看了小山包,然后同托卡列夫、帕托什金坐雪橇到伐木场去了一趟,又转了回来。斜坡上的人还在坚持不懈地挖土。朱赫来望着飞舞的铁锹,望着弯腰紧张劳动的人群,低声对阿基姆说:“群众大会用不着开了,这儿谁也不需要进一步动员。托卡列夫,你说得对,这些人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朱赫来看着这些挖土的人,眼神里充满了喜悦、疼爱和庄严的自豪。就在不久以前,在那次反革命叛乱的前夜,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曾经扛起钢枪,投入战斗。现在,他们又胸怀一个共同目标,要把钢铁动脉铺到堆放着大量木柴的宝地去,全城的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这些木柴给他们带来温暖和生命。
  帕托什金工程师有礼貌地,但又不容置疑地向朱赫来证明:要在这个小山包上开出一条路来,没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朱赫来一面听他计算,一面心里打着主意。
  “您把斜坡上的人撤下来,调到前面去修路,这个小山包咱们另想办法。”
  朱赫来在车站的电话机旁待了很长时间。霍利亚瓦在门口警卫,他听见朱赫来在屋里粗声粗气地说:“用我的名义马上给军区参谋长挂个电话,请他立刻把普济列夫斯基那个团调到筑路工地这一带来。一定要把这个地区的匪徒肃清。另外,再从部队派一列装甲车和几名爆破手来。其他事情我自己安排。我夜里回去。让利特克在十二点以前把车开到车站来。”
  在板棚里,阿基姆简短地讲过几句话以后,朱赫来接着讲起来。他亲切地同大家交谈着,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朱赫来告诉大家,原定的计划不能变,第一期工程必须在一月一日以前完工。

(注:由于翻译版本不同,朗读和文字可能不完全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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