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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解 | 经济视角下的汉匈战争:打垮匈奴帝国的到底是谁?

凤凰网历史2018-11-02 11:11:31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 刘三解freestyle,ID:liusanjie110119


以往我们读史书,视角其实是以汉朝为基点,更确切地说,以长安为出发点,越近的信息越清晰,越远的信息就越模糊,所以,对于宫廷阴谋、人事变迁,可以说是有鼻子有眼,而对于郡县豪强、巨商大贾、北方敌国,反倒是语焉不详。


这不是《史记》、《汉书》的问题,而是古时候信息掌握的必然,可如果今天的读史人仍满足于这种信息的详略,就有点刻舟求剑了。





说回匈奴来,在《史记·匈奴列传》里对于伊稚斜这位在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大放异彩的“名单于”登位,只有这么一点点记载:


其後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军臣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亡降汉,汉封於单为涉安侯,数月而死。


为什么特意提起他呢?


因为有一位施展先生写了一本书,名为《枢纽——3000年的中国》,其中特别提到了汉匈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汉王朝的岁时馈赠,与匈奴帝国的继承权问题也会产生化学反应,即核心王族获得越多,其与被统治部落之间的物质差距就越大,从而稳固政权。


一旦缺少这种输入,就会造成地方势力的坐大,最终,自然而然地走向分裂。而汉武帝时期大败匈奴,并不是农耕文明战胜草原文明,而是汉人等到了“草原的分裂”。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伊稚斜单于


伊稚斜单于的经历,毫无疑问可以作为“继承权问题”的注脚,匈奴自冒顿单于杀死父亲头曼单于之后,单于的大位正常传子两代,即冒顿传老上,老上传军臣,而伊稚斜实为君臣单于之弟,由父死子继,变成了兄终弟及,还是用内战的方式完成,他的执政时期,又恰恰是匈奴被大汉朝按在地上摩擦的时代,似乎印证了以上的某些论断。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在这之后,一直到壶衍鞮单于(前85年 - 前68年)登位前其母背离其父遗命立嗣,导致:


左贤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汉书·匈奴传》,下同)


之前的多代单于的继承,其实可以算是波澜不惊,要说比折腾,南边的昌邑王刘贺的立而后废,宣帝对权臣霍氏的翻云覆雨,恐怕还要更胜几筹。


而哪怕是上述的“怨望”,所采取的手段,也不过是:


左贤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众欲南归汉。恐不能自致,即胁卢屠王,欲与西降乌孙,谋击匈奴。卢屠王告之,单于使人验问,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卢屠王,国人皆冤之。于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尝肯会龙城。


也就是说,按照西周的标准,叫“诸侯不朝”,不朝归不朝,军事行动还是参与的:


明年(壶衍鞮单于立后四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


左、右部,就是左、右贤王部属,说明起码这个时候,匈奴单于还能指挥得动各部,也就是说,在这之前的伊稚斜的篡位,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偶然事件。


当然,这个偶然事件之中,又有一些经济地理的必然,这就得细说了。





《史记·匈奴列传》载:


当是之时,东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馀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於故塞。


在头曼单于的时代,匈奴是夹在东胡和月氏两强之间的游牧国家,由于蒙恬的北征,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人北上迁徙,直到秦朝灭亡,匈奴才复归河南地。


从考古发现来看,匈奴的早期活动区域正是在内蒙古大青山一带,也就是河套地区,据《汉书·地理志》:


(五原郡)稒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


此头曼城地在阴山北麓,东接云中、代郡,而阴山,在《汉书·匈奴传》里很明确:


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河套地区地理结构图


可见,阴山真是匈奴帝国早期的统治中心,也就是单于庭所在地,而头曼城以头曼为名,很可能就是头曼单于时代的单于庭居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匈奴帝国的统治中心,此时正好是以阴山为脊梁,西可南下入河南地,东可经大同盆地南下雁门、代郡,当然左部入上谷、右北平也不困难。


我们可以回溯一下汉武帝对匈奴用兵的前史,《史记·匈奴列传》:


自是之後,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馀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


自是之後,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於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


自马邑军後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馀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後得亡归。


可见,从汉景帝时开始,汉朝和匈奴一直有密切的交流,即“通关市”、和亲和每年的“岁奉”。


“和亲”,在汉王朝与匈奴帝国之间的关系里,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而在情绪化的“屈辱感”之外,更多的是对于匈奴眼中“和亲”政策意义的误解,比如,贪图“重币”。





这种看法,其实是延续了刘敬劝谏汉高祖和亲时的认识,见《史记·刘敬列传》:


冒顿为单于,兵彊,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柰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贪汉重币”,也就是着眼点在官方的馈赠,其实根本不靠谱,问题的症结,就出在“岁奉”的数量上。


《史记》对于这个“重币”写得很含混,像什么吕后、汉文帝和单于互赠车马之类的,都不算常态举措,真正能够代表数量级规模的,在《汉书·匈奴传》里有这么一处记载:


漠南之战示意图,可以看看“近塞”有多近


(汉武帝征和四年)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糱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

这是汉匈大战之后,匈奴单于的一份求和要求,细化一下, 有几个部分:


1,与汉闿大关,意思就是开关为关市;


2,取汉女为妻,也就是要求汉女和亲,注意,连贵公主都不要了;


3,岁给遗我糱酒万石,糱酒是麴酒,一种甜酒,一年要一万石;


4,(岁给)稷米五千斛,稷米,别称粢米、穄米、糜子米,一年要五千斛;


5,(岁给)杂缯万匹,也就是各种丝织品一年一万匹;


6,其他类别的东西按照原本的约定给付。


以上几样东西特别指出来,应该是比之前的惯例多,但又是一个什么规模呢?


先说粮食,古代的战略物资,这个东西可以直接被匈奴本部所食用,增强其单于庭的军事力量,1年5000斛,是一个什么概念?


正好,西汉宣帝年间有位老将对数字很敏感,给了我们一些参考,《汉书·赵充国传》记载:


愿罢骑兵,留驰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史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


也就是说,10281名步兵,1个月吃谷27363斛,盐308斛,盐且不论,只说粮食,以汉军的标准,单于每年要的粮食可以供1879个人吃1个月……换成年消费量,5000斛,也就够157个人吃1年……


这个数量级,可能也就刚够匈奴单于穹庐中的各色妃嫔、贵人食用,连给王廷服务的奴隶都捞不着,就更别说什么扶持本部武士、核心部落了。


再来说说糱酒,《汉书·食货志》里记载了王莽时代官方造酒的“技术指标”:


请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雠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


斛、石在西汉初年其实是一回事,也就是说,1万石的酒,只需要3030石的粗米就可以酿成,比上面的粮食还少些……


而缯,在西汉初年是丝织品的统称,1万匹又是个什么概念呢?


《西京杂记》载:


绫出巨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


这里说的是宣帝时代的“散花绫”,在当时也应该属于高级奢侈品,因为普通的缣和帛在汉简里的价格也在1000—2000钱/匹左右,这种高档货,要60天1匹,也就是1个工人1年成6匹,所谓万匹,也就是1667个织工1年的产量,而低档的大路货工时无疑要比这个短得多,人力自然也就少得多。


汉代旧路和隋唐新路,其实都是草原帝国开辟的,只是他们之前是做中介,被打垮后替代


事实上,以汉代的国力来说,仅《汉书·食货志》记载的:


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只是汉武帝巡游一圈的赏赐,就用帛100多万匹,可见匈奴单于所请的丝织品虽然已经算是货值很大的货物,但在汉朝的生产力面前,也就是毛毛雨。


同样是《汉书·食货志》记录均输法的效率:


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综合一下上述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匈奴自官方渠道所得到的“岁奉”,看起来数目不小,对于汉朝的生产力而言,实属九牛之一毛,也难怪《汉书》中说,“岁不过千金”,对于打一场胜仗赏赐就达到几十万金的汉帝国来说,算得了什么?


哪怕对于匈奴帝国而言,也不可能上升到战略的高度,那么,他们与汉朝的和亲,究竟又有哪些我们不了解的利益点呢?





重点,其实是“关市”。


正是“关市”的存在,让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经常往来长城下,在汉代的边塞旁边驻扎。


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卫青、李广“击胡关市下”的便利,不过从上文可知,除了卫青出上谷打左贤王方向基本上没有遇到大敌,打了打零散部落之外,公孙贺的云中方向是“无所得”,李广和公孙敖在雁门、代郡的单于庭方向都遭遇了大败。


恰恰说明一脚踢在了铁板上。


而接下来的两年,匈奴的进攻方向选在了渔阳和辽西,也就是匈奴左部的地盘,单于庭部同时杀掠了雁门郡千余人,为了报复,汉军以卫青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得首虏数千,又过了一年,卫青出云中扫荡陇西,攻击楼烦、白羊王子,占领河南地,修复蒙恬故塞。


在这个过程中,谁的损失最大?


是正当上谷、渔阳、辽西的左贤王部?还是统治区南至河西走廊的右贤王部?



都不是,恰恰是脚踩河套,头枕阴山的单于庭。(按理说,河南地应为右贤王统辖,不过他在汉文帝时入居河南地被逐出,后来卫青出高阙行700里才到右贤王驻地,说明距离河南地比较远,而楼烦、白羊王应为投降匈奴的属部,地近,或可视为单于庭势力范围)


由于对关市的依赖,此时的单于庭的生活方式应该非常的“时髦”,或者说“汉化”。


所以,才有了往来长城下,皆亲汉的匈奴贵人们,才有了老早以前,“大汉奸”中行说的劝谏:


初,单于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重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牧。


请注意哦,中行说是劝了,当时的老上单于纳谏了没有?没提,看后来的发展,应该根本没当回事。


到了汉武帝时,屡屡出兵打击单于庭,斩首数千,河南地也丢了,军臣单于正好死了,可以说,匈奴王庭的实力正在虚弱期,更重要的是,单于庭赖以自强和习惯的“关市”必然随着战争而断绝,整个匈奴帝国都面临一个战略上的迷茫期。


而伊稚斜是军臣单于的弟弟,被封为左谷蠡王,他的分地在何处,史无明载,但是,可以用排除法。


此时的单于庭在阴山山脉活动,地当河南地、云中、雁门、代郡,左贤王则控制上谷、右北平、渔阳、辽西之北,右贤王在草原活动,南可控河西走廊,而冒顿单于当年攻略下的地盘,又有漠北、西域两大块,伊稚斜被封左部(《汉书·匈奴传》作左右谷蠡王,那地盘就更大了,应该横跨漠北、西域),分地应该就在漠北。


所以,在俘虏赵信后,伊稚斜单于很快就听取了他的意见:


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无近塞。单于从其计。


这种策略,实际上是对自头曼单于以来4代的总根据地弃之不顾,而此时匈奴的伤亡并不大,至少比起日后的河西之战、漠北之战要差得远,是什么驱使着伊稚斜单于如此干脆麻利地做出了选择?


战略考虑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恐怕还和他的“分地”本就在漠北有关,后世的突厥颉利可汗自漠北迁汗廷于漠南定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那里是他的封地所在,伊稚斜单于的考虑可能也在于此。


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要在“关市”上找,既然汉朝发动了战争,无论匈奴的损失是大是小,封闭关塞都是必然的结果,无从获利的情况下还长期笼罩着汉军出塞的恐惧,莫不如远迁漠北,向西、向东求出路。





事实上,在单于庭北遁之后,汉朝曾主动出击多次,霍去病扫荡河西是一次,卫霍北渡大漠攻击单于庭是一次,霍去病出代攻左贤王是一次,杀掳1万8、3万多、降汉4万多、斩1万9、又得首虏7万多,加起来,已经有18万人的战果。


以匈奴极盛时控弦四十万计,人口应该在两百万左右,短期内被杀、掳、降近10%,匈奴帝国竟然还没有崩溃,在草原帝国的历史上,也算是个“奇迹”了。


不过,当我们对照《汉书·匈奴传》中的这条材料,这个“奇迹”就可以解释了:


(西汉末年)汉既班四条,后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民,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往焉。乌桓距曰:“奉天子诏条,不当予匈奴税。”匈奴使怒,收乌桓酋豪,缚到悬之。酋豪昆弟怒,共杀匈奴使及其官属,收略妇女马牛。单于闻之,遣使发左贤王兵入乌桓责杀使者,因攻击之。


这是一条王莽执政时代的故事,可其中“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往焉”却在之前的记载中所无,说明,匈奴哪怕在对西汉王朝低头之后,仍旧很长时间对乌桓这种属部收取皮布税,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这种“封建贡赋”关系之外,还伴随着“人民妇女”,也就是民间贸易行为。


这种对属部收取贡赋随带的贸易模式,是不是很像匈奴强盛时对汉朝的交往?



一方面收取一定额度的贡献,另一方面携带民间的商队上门交易。而我们知道,在匈奴没有臣服汉朝的时代,他们的属部遍布东北亚,深入中亚草原和西域的城邦地带,至少在西域,匈奴就专门设置了僮仆都尉收取税赋,也就意味着匈奴的“人民妇女”,极有可能也深入到当时西域各个城邦国家的“市列”之中,进行贸易。


自伊稚斜单于北遁之后,匈奴各部人马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然而,哪怕在漠北大败,单于位子险些被右谷蠡王所得的危难之际,仍没有忘记遣使求和亲:


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馀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匈奴用赵信之计,遣使於汉,好辞请和亲。(《史记·匈奴列传》)


简言之,当汉军已经不具备再次北越大漠打击的能力时,匈奴再次祭出了“和亲”的大旗。


几年后,伊稚斜单于死去,其子乌维立为单于,在匈奴帝国最虚弱的时候,反倒没有出现什么“继承权危机”,顺利地完成交接棒:


其後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侵入边。


而单于终不肯为寇於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於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


终乌维单于一代,匈奴一直采取的是这套怀柔手段,直到他死去:


乌维单于立十岁而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兒单于。是岁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汉书·匈奴传》)


这里面有两个重要信息,就是匈奴在经过10年左右的休养息士马之后,单于庭越来越向西北迁徙,而左部兵也西移到了云中北,右方兵则西移到了酒泉、敦煌一线,换句话说,匈奴帝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了西域方向,为什么?





因为汉朝在元封三年以赵破奴为匈河将军,攻破了楼兰,并迅速击败了匈奴在西域最忠实的盟友——车师,3年后,汉朝即将一位宗室“公主”嫁给了年迈的乌孙王昆莫,而匈奴单于也立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乌孙王,汉朝公主成为了右夫人,匈奴公主则成了左夫人。


作为西域举足轻重的大国,乌孙在匈奴和汉朝之间玩儿的平衡木是非常有趣的, 也体现出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在西域棋盘上,汉和匈奴的分量,由于对楼兰和车师的胜利,新玩家汉朝得以入场,而老的控局人匈奴同样不愿相让。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匈奴对西域的影响力和主动性要远远超过汉朝,在赵破奴之后,匈奴又一次进攻楼兰,从楼兰获取了人质。


对于西域,尤其是车师的争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直到汉宣帝神爵二年,汉朝才终于压倒了匈奴,完成了对西域的镇压。


我们可以想见的是,正是在西域商路的持续输血之下,按照游牧帝国标准早应土崩瓦解的匈奴甚至在汉武帝末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中兴”,汉武帝太初元年,匈奴终于休养元气,开始与汉朝大战,不过这一次结果更倾向于匈奴:


浞野侯既至期而还,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发左方兵击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虏得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万骑围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间捕,生得浞野侯,因急击其军。军中郭纵为护,维王为渠,相与谋曰:“及诸校尉畏亡将军而诛之,莫相劝归。”军遂没於匈奴。


此战结果不足论,重点在于匈奴儿单于发左方兵,也就是左贤王等部,就有8万骑,最终消灭了赵破奴的2万多汉军。



那么,右贤王在哪里呢?


(天汉二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得胡首虏万馀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将军,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七。


也就是说,右贤王的驻地在天山,李广利突袭之后又被匈奴围困,险些逃不出来,损失了60%-70%的部下,也就是损失了1万8-2万1的官兵。


接下来的二次漠北之战,李广利带骑兵6万、步兵7万,加上强弩都尉1万多人,游击将军步兵3万人,因杅将军骑兵1万,步兵3万人,总兵力21万多人北征。


匈奴闻,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十万待水南,与贰师接战。贰师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斗十余日,游击亡所得。因杅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


单于本部军又有10万人……


等到李广利再次北征时,匈奴兵力可见的记载是:


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


重合侯军至天山,匈奴使大将偃渠与左右呼知王将二万余骑要汉兵,见汉兵强,引去。


贰师将军将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狭。


逢左贤王左大将,将二万骑与汉军合战一日。


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相杀伤甚众。


3万+2万+5千+2万+5万=12.5万人。


这里的5万,属于“单于自将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也就是说,并不是倾国之兵,只是精锐。



按照《汉书·匈奴传》的说法:


自贰师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三岁,武帝崩。前此者,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


在“罢极苦之”的情况下,匈奴能够扛住汉朝一波又一波数十万兵力规模的进攻,甚至屡屡战胜,要说没有点“金手指”帮忙是真不行。


然而,西域商路这根“金手指”在李广利一次又一次远征大宛的战争中动摇了,正如《汉书·西域传》所言:


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当汉王朝的屯戍形成链条之后,西域诸国之前左右摇摆的脖子上就被拴上了一根锁链,常态的军事和政治存在,逐渐绞紧了匈奴帝国的咽喉,而匈奴在西域影响力的丧失过程,也正是其由一个统一的政权,一步步走向地方化分裂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弑君篡位和内部乱战。


而以上的一切,我们在匈奴帝国能够安定地与汉朝、西域进行关市、贡赋贸易的时代是完全看不到的,正是由于这种贸易关系的断绝,才让匈奴帝国由一个封建化的稳定政权退化成为一个草原上的游牧部落群,等到它最终完成地理意义上的分崩离析之后,整个帝国也便再无重建的可能,只能随风而去了。


所以说,将匈奴帝国视作一个自然法则支配下的游牧行国是非常幼稚的,相反,它是一个“反自然”的特例,正如它的正南方那个管理组织极度早熟的邻居一样,它的种种特质和政权的稳固性,都远远超越了之后的诸多草原部落联盟国家,只不过由于草原文明对于经验积累的天然缺陷,让它变成了一个面相模糊的传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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