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汉晋南朝南方农业开发的环境效应

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春之卷。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课题批准号：15BZS040）;。

秦汉时期人们对于南方的生存环境普遍心存畏惧。《史记·货殖列传》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淮南子·坠形训》也说：“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早壮而夭。。《史记·屈贾列传》载：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因“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封邑在南方的贵族也往往希望能够迁回北方。《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载：舂陵侯刘仁“以舂陵地埶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同书《马援传》载：马援之子马防“坐徙封丹阳，防以江南下湿，上书乞归本郡”。政府甚至将迁离南方作为一种嘉奖。
魏晋以来，人们对南方环境的畏惧心理仍然存在。《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注引《傅子》，曹操在给荀彧的书信中曾提到：“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不时还出现官员任职南方时设法回避的情况。《梁书·王亮传》载：王亮“出为衡阳太守。以南土卑湿，辞不之官，迁给事黄门侍郎。”但这种心理似乎已不那么牢固，表现之一就是当时移民大量地自发南迁，以及南迁士族和百姓在适应南方的生活后往往不愿再迁回北方。南朝以后，人们对南方的印象更出现明显改观。《唐文萃》卷54载张谓《长沙土风碑铭（并序）》，其中写道：“巨唐八叶，元圣六载，正言待理湘东。郡临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而云家有重膇之人，乡无斑白之老，谈者之过也。”长沙是西汉贾谊感伤之地，而张渭在此却驳斥了北人对长沙“多下湿之疾，多夭寿之人”的刻板印象，并感慨“巴蛇食象，空见于图书。鵩鸟似鸮，但闻于词赋。则知前古之善恶，凡今之毁誉，焉可为信哉”。在唐人韦庄的词作中甚至出现了“人人尽说江南好”的辞句。
关于南方的风土恶名，有研究者认为主要是“建立在中原华夏文明正统观基础上的对异域及其族群的偏见和歧视”，“体现北方主流文化圈对南方的想象与偏见”。几千年来南方风貌变化无几，只是由于南北文化的交流以及不断的民族融合，终使人们逐渐对南方风土做出了正确评价。这种说法恐不尽然。汉晋南朝是我国南方农业开发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众所周知，农业生产离不开土地、生物和一定的自然条件，从产生开始，农业就表现为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农业活动也因此与环境发生着持续的相互影响。汉晋南朝的农业开发必然会引起南方坏境的巨大改变。毋庸讳言，我国传统农业的发展在很多地区曾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但不能因此否定农业同样具有保护自然、稳定生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机能，尤其是在农业开发强度不大的情况下，农业对环境的正面影响往往超过其负面影响。鉴于此，本文拟就汉晋南朝南方农业开发的环境效益做一探讨，以期有助于对历史上农业发展与环境关系的全面认识。

一、南方“卑湿”问题

汉晋南朝对于南方地理条件的评价，“卑湿”一词使用的频率极高。除了前面提到的事例，史籍中还有很多其它例子。如《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载袁盎“徙为吴相”，袁种谓袁盎曰“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汉书·地理志》“吴地”一节末尾说“江南卑湿”；《论衡·言毒》说“江南地湿”；《晋书·文帝纪》载司马昭谋划伐吴、蜀的先后时指出吴国“南土下湿”。人生活在潮湿的环境中，相对容易患病。《孙子兵法·行军篇》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孙子强调必须避开潮湿的洼地，就是为了避免军队因此而发生疾病，故唐李筌注：“夫人处卑下，必疠疾，惟高阳之地可居也。”《左传》成公六年载：晋人准备迁都城于郇、瑕氏之地，韩献子反对说：“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这里提到的沉溺为风湿病，重即今“肿”字，膇意为足肿，往往是由于地下暑湿之气上升，侵入人体而引起。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即与此有关。
南方卑湿与地势低下、降水丰富的自然条件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尽管多雨的气候非人力所能改变，通过人工的方法，却能对地势进行局部的改造，使卑湿的环境状况得到改善。《文苑英华》卷831《鄂政记》记唐代事：“鄂城置在岛渚间，土势大凹凸，凸者颇险，凹者潴浸，不可久宅息，不可议制度……公命削凸堙凹，廓恢闾巷，修通衢，种嘉树，南北绳直，拔潴浸者升高明，湖泽瘴疠，勿药有愈。”这里“削凸堙凹”，目的就是消减城内死水、浅水的面积，“拔潴浸者升高明”。这种刻意的做法影响范围当然有限，但是通过农田水利建设逐渐将分散的、多余的积水汇积起来并分排放出去，将原来的低凹积水处修整为膏腴良田，却能在不知不觉中让整个地域的环境发生大的改观。
南方早期的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的发展并不十分理想。由于地势低洼、雨水过多，最初又没有系统的排水、蓄水设施，南方沿江滨湖地区沼泽密布，土地泥泞的情况相当突出。《尚书·禹贡》将九州土壤按照肥力分为三等九级，其中扬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其土壤可利用程度在九州中位列最末。南方的涂泥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土壤呢？《释名·释丘》：“水潦所止曰泥丘，其止污水留不去成泥也”；《广韵·齐韵》：“泥，水和土也”；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坤土得雨为泥”。辛树帜先生解释说：“傅寅著《禹贡说断》称：‘土惟涂泥，谓卑湿也’；毛（奇龄）传称‘涂，泥也’，土湿如泥，斯指黏质湿土。考其所在，则荆、扬为今之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皖南，乃我国主要湿土分布所在，正相符合……至梁、荆、扬各州即长江流域之‘青黎’与‘涂泥’即无石灰性冲积土与湿土，列为最瘠，或以当时灌溉与排水尚未发达，不能利用之故，以致视为无用。”涂泥可利用程度最低，最直接的原因是所含水分过多，以致潮湿如泥。因此在南方从事农业开发最重要的是要解决防洪、除涝问题，使浅滩、沼泽陆地化，继而才能将之垦辟为农田。
先秦古籍表明，黄河中下游地区曾经也存在较为宽阔的水面和众多的沮洳薮泽，商周时期北方的农田沟洫系统就是在大规模开发相对低洼的地区时出现的。通过沟洫系统，雨后地面径流能由田中的小沟（畎）开始，按照遂、沟、洫、浍的顺序，逐渐由窄而宽、由浅而深，最后汇集于河流。《诗经·大雅·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毛传：“土治日平，水治日清”。由于农田修建改变了遍地流潦的情况，黄河流域低洼之地粗放潮湿的自然景观因而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汉以后我国农田水利建设的重心转向南方，主要的工程类型是修建陂塘与开凿塘浦，这两类工程都有改变卑湿环境的客观效果。
陂塘是利用低洼之地汇集周边水源而形成的池塘。修建陂塘必须选取地面上的天然凹陷地形，尤其是利用山地与平野交接地区环山抱洼的有利地形，通过在周围修筑堤坝，将降水与山溪来水拦蓄起来，构成蓄水库容，同时在堤坝上设排水闸口及泄洪湃口，用于浇灌农田和下泄洪水。人工陂塘将流动不稳定的溪涧流水和四处流溢的天然降水改造成了蓄排方便的可控水体，不仅能发挥农田灌溉的效益，也能使工程覆盖地区内涝积水的情况得到控制。汉晋南朝陂塘水利的兴建往往与垦拓荒地联系在一起。《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载其上表：京尹“萦原抱隰，其处甚多，旧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贫业废，地利久芜。近启遣五官殷沵、典签刘僧瑗到诸县循履，得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解，并村耆辞列，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修治塘遏，可用十一万八千余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萧子良指出只要陂塘得到修治，建康周围的“萦原抱隰”之处便可开垦大量耕地。这些土地得以垦辟，除了有灌溉保障外，也与陂塘兴建改变了原来难以利用的低洼沼泽地的水土状况有关。
开凿塘浦来处理水流，是南方低地开发过程中的主要措施，客观上又是直接改造浅滩沼泽等卑湿环境的行为。塘浦是在原始的潮沟上挖出河泥叠筑在两岸，利用两岸之间的河渠进行排水、蓄水，同时利用堤岸挡水的工程。因此修建塘浦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狭水的过程，它能够挤自然地形上的浅水流向积水深处，从而实现沼泽浅滩的陆地化。修筑在湖泊等大面积水体周围的塘浦，还能利用其堤岸阻障湖水等在汛期的泛溢，从而改善周围水乡沮洳下湿的状况。在汉晋南朝的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平原地带的开发中，农田开垦往往必须与开挖塘浦、排泄积涝同时并进。农田的增多过程就是一个塘浦河网系统的延伸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沼泽浅滩逐渐萎缩的过程。南朝时期江南部分地区已经形成塘浦农田的网络化格局。梁大同六年（540）改晋海虞县为常熟，光绪《常昭合志稿》卷1说明其改名原因，“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南齐书·王敬则传》记载“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塘役”的存在，反映了当时会稽郡塘浦非常发达，保持塘浦的疏通与每位民众的生产生活均息息相关。王敬则任会稽太守时，“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竟陵王萧子良坚决反对，认为这样会使“塘路崩芜，湖源泄散，害民损政”。
汉晋南朝南方农田的扩展不只局限于对沼泽浅滩的改造与利用，已经开始向深水区开拓。《三国志·吴书·濮阳兴传》载永安三年（260）“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宋书·孔季恭传》记载“山阴县土境褊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赀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议……上违议，从其徙民，并成良业”。当时湖田的开垦可能是通过筑堤分割湖水，再将部分湖泊排干后开垦为农田。如《读史方舆纪要》卷25《南直七》载：阳湖“东西八里，南北三十二里，其北通茭饶和临津二湖，共为三湖。刘宋元嘉中修湖堰，得良畴数百顷”。也可能是将湖泊的源头来水引走，将整个湖泊开拓为农田。《宋书·谢灵运传》记载：“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决湖的结果是湖中水产的消失，所以当时会稽太守孟顗才会以“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坚决反对，而谢灵运也认为孟顗“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毁伤之”。但从宋文帝答应谢灵运的请求并下令州郡履行看，“决湖”垦田在当时应该不是罕见的农田开拓形式。
南方的农业生产以稻作为主，水田是最基本的农田形态。每块水田都必须具备排、灌的条件，因此客观上也就有吸纳降水与排干地表多余水分的能力。随着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与农田范围的扩展，原本遍布于南方地区的沼泽浅滩，由于积水越来越多地被挤到江河湖塘中蓄积起来或者排泄入海，而大量陆地化了；汛期洪流横溢，平原地区一片泽国的情况也得到有效控制。南方环境“卑湿”的程度自然也就相应得到了改善。

二、南方的瘴气与毒物

对于北人来说，南方地区多雨潮湿，容易致人疾病，其中最令人恐惧的就是感染疟疾。汉朝对南方的征战，便多次受困于“暑湿”导致的疟疾流行。《汉书·严助传》载武帝用兵南越前，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止，强调“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后汉书·马援传》记：马援南征武陵蛮夷，“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东汉以后人们普遍用瘴气、瘴病来指称恶性疟疾一类的传染病，南方则是瘴气的主要分布区。《后汉书·杨终传》载其在上疏中说到“南方暑湿，障毒互生”，这里的“障毒”就是“瘴毒”。《文选》卷6左思《魏都赋》“宅土熇暑，封疆障疠”，张载注：“吴、蜀皆暑湿，其南皆有瘴气”。《魏书·僭晋司马睿传》称：东晋“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障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之害，无所不有”。
当时的瘴气分布区都被视为能致人死亡的绝地。《后汉书·南蛮传》记载，顺帝时李固反对讨伐“日南、，理由之一便是“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同书《公孙瓒传》记其前往日南前辞别先人，说“日南多瘴气，或恐不还”。《三国志·吴书·陆胤传》写道：“苍梧、南海，岁有暴风瘴气之害。风则折木，飞砂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曹植《七哀诗》云：“南方有瘴气，晨鸟不得飞。”《水经注·若水》：“禁水……水之左右，马步之径裁通，而时有瘴气，三月、四月迳之必死，非此时犹令人闷吐。五月以后，行者差得无害。故诸葛亮《表》言：五月渡泸，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故也。《益州记》曰：泸水源出曲罗嶲下三百里，曰泸水。两峰有杀气，暑月旧不行，故武侯以夏渡为艰。”可见诸葛亮选择出征南中的时机，也是为了避开“瘴气之害”。
瘴气的形成与南方的暑湿气候有关，但学者也注意到其分布地域与土地开发的关系。龚胜生指出，中国瘴气与瘴病的分布在二千年来呈现逐渐南移及逐步缩小的特征，“越往南，瘴害越巨，土地开发也越晚”。 左鹏的研究表明：“与唐代一样，宋元时期的‘瘴’依然与‘蛮’有着不解之缘，‘瘴’的深浅是与‘蛮’的生熟联系在一起的。” 龚胜生的研究强调的是瘴气对地域开发的消极影响，左鹏的结论是为了说明瘴的轻重有无是一种观念的变迁，但考虑到“蛮”的生熟其实是以是否采用了汉人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为标志的，如果换一种角度思考的话，这是否恰恰反映了农业开发能够起到冲减、疏淡瘴气的作用呢？《南齐书·河南传》称：“肥地则有雀鼠同穴，生黄紫花；瘦地辄有瘴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所谓肥地、瘦地，是从农耕角度的土壤肥力而言的，只有未经耕垦的贫瘠少人地区才会是瘴气滋生之地。
《周礼·地官》“土训，掌……道地慝”，郑玄注：“地慝，若障、蛊然也。”贾公弼疏：“云若障、蛊然也者，谓土地所生恶物。障即障气，出于地也；蛊即蛊毒，人所为也。”南方部分地区之所以长期存在瘴气，跟地形蔽塞、植被繁茂有直接的关系，是封闭湿热的自然环境下多种毒物凝聚而致。南方阳气偏盛，多雨潮湿，给各种有毒草木、禽虫的繁殖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王充《论衡·言毒》云：“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螫……药生非一地，太伯（采）之吴。铸多非一工，世称楚棠溪。温气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鸩鸟生于南，人饮鸩死。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龙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龙有逆鳞。木生火，火为毒，故苍龙之兽含火星。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东南，巴在西南。”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云：“今吴楚之野，暑湿郁蒸，虽衡霍正岳，犹多毒蠚也。”在封闭的地形中，数量众多的有毒动植物所释放的有毒气体和液体，以及各种植物与动物尸体腐烂后释放的有毒元素散发在水流、土地岩石、植物花草上，繁生了众多含毒的微生物，使得空气、水源及阴暗潮湿处遍布了众多毒素，在气温适宜时发生各种生物化学反应，就可能产生对人体伤害巨大的瘴气。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杂志》说：“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薰之所为也。”周去非《岭外问答》说：“盖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称：“瘴之起，皆因草木之气”，“气通则为风，气塞则为瘴”。这种种说法都指出瘴气主要分布在地形闭塞、植被茂盛的地方。
与从事采集、渔猎可以保持自然界“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的面貌不同，要想获得可耕之地，首先要做的就是清除地面上的植被。《诗经·周颂·载芟》“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小雅·楚茨》“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艺黍稷”，描绘的就是清除草木，开辟耕地。这样，瘴气在农耕区域内自然就没有了生存空间。东汉以来，尤其是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新辟塍畎，进垦蒿莱”，有力地促建了南方农田的开垦。《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而《宋书》卷54史臣曰：“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两相比较，可见南方农田规模在汉晋南朝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时六朝时期南方山泽的经营逐渐受到重视，东晋以后更出现世家大族封山固泽的高潮。世家大族封固山泽不仅仅是垄断山泽中的各种自然资源，也意图通过对山泽的经营开发来谋利。山泽中的土地有的被开发成了农田，《宋书·孔灵符传》载：“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宋书·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描述谢氏在始宁的山居，“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阡陌纵横，塍埒交经”。更普遍的做法是因地制宜的将之改造成果园、渔场等进行农业的多种经营。《宋书·羊玄保传》记载：刘宋大明初年定制，“凡是山泽，先常熂爈种养竹木杂果为林，及陂湖江海鱼梁鳅鮆场，常加功修作者，听不追夺”。由于经过私人投资改造的山林川泽，其所有权可获得国家承认，进一步推动了南朝世家大族经营山泽的热情。民国三十五年《三江县志》卷1载：“在昔多瘴病之乡，每因烟户日增，而瘴病日减……故开发山泽，其气自畅，人迹既蕃，毒薮必将尽除，则不惟生产增加，亦可销弥岚瘴。盖地气固有时而变，亦可以人胜，人与天争也。”这虽然是后来的例子，但同样的事情必曾在汉晋南朝时期的南方地区普遍上演。研究表明：战国西汉时期多瘴的江淮之间、苏杭地区及湖北荆襄平原丘陵地带在魏晋以后已退出瘴疫区。这些地区正是汉晋南朝南方移民较为集中，农业劳动力相对充足，农业开发较为迅速的地区。
瘴气之外，野外的毒草、毒虫很多也都能直接致人死命，其中居首的就是毒蛇。毒蛇在南方极为常见。《楚辞·招魂》中说“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的原因之一就是“蝮蛇蓁蓁”；《汉书·严助传》载：闽越“多蝮蛇猛兽”、“蝮蛇蠚生”；《论衡·言毒》也说：“江南地湿，故多蝮蛇。”南朝文献中有不少关于毒蛇咬人致死的记载。葛洪《肘后备急方》：“虵绿色，喜缘树及竹上，大者不过四、五尺，皆呼为青条蛇，人中立死。”陶弘景《名医别录》：“蝮蛇，黄黑色如土，白斑，黄颔尖口，毒最烈。虺形短而扁，毒不异于蚖，中人不即疗，多死。蛇类甚众，惟此二种及青蝰为猛，不即疗，多死。”蜮（射工）、沙虱等也是南方较为常见的能致命的毒虫。《楚辞·大招》称：“魂乎无南……山林险隘，虎豹蜿只。鰅鳙短狐，王虺骞只。魂乎无南！蜮伤躬只。”《周礼·秋官》“壶涿氏掌除水虫”，贾公彦疏：“云水虫、狐蜮之属者，蜮即短狐，一物，南方水中有之，含沙射人则死者也。”《博物志·异虫》载：“江南山溪中水射工虫，甲类也，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气射人影，随所着处发疮，不治则杀人。”陆机《毛诗草木虫鱼疏》称射工“江淮水皆有之”。《抱朴子内篇·登涉》提到：吴楚之野“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实水虫也，状如鸣蜩，状似三合杯，有翼能飞，无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如闻人声，缘口中物如角弩，以气为矢，则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发疮，中影者亦病，而不即发疮，不晓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伤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虱，水陆皆有，其新雨后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时，差稀耳。其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里，其所在如芒刺之状，小犯大痛，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动也。若不挑之，虫钻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与射工相似，皆煞人。”农业生产清除地表植被，包括野草和杂树根也要在晒干后全部用火焚烧掉。人们相对固定的在这一经过改造的环境中生活和劳动，便能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与这些毒物接触的机会。

三、南方的环境卫生问题

瘴气之外，南方也是其它疫病的多发地。上引曹操在书信中指出“南方有疫”，以及司马昭、贾充担心伐吴“必生疾疫”、“疾疫必起”，都不是特指瘴气。这些疫病的流行以及血吸虫病、丝虫病、足肿等地方病的发生，与南方炎热潮湿、河床纵横的自然条件适宜各种病原体和担当疾病感染媒介的蚊虫等生物生存、繁衍、活动有关，并非全因人为。但如果能够提高环境的卫生程度，仍然能够对这些疾疫的发生有很大制约作用。在古代社会，环境卫生破坏的主要因素是各种废弃物。对于废弃物的处理，焚烧和掩埋是一种很古老的方式。但这种做法毕竟费事，在有条件的地方，更方便的做法就是将其倒入河流中，让其被水冲走。《左传·宣公十五年》记当时有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同书《文公六年》载：新田“有汾、浍以流其恶”，杜注“恶，垢秽”。《论衡·雷虚》称：“舟人洿溪上流，人饮下流”，这里的洿即“污”，可能是指人畜粪尿。南方地区河流、湖泊众多，这种做法应该相当普遍。
古人的废弃物都是纯天然的，大都可以被自然“消化”，在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即便随意丢弃，对环境也不至于造成严重污染。《淮南子·要略》就说：“夫江河之腐胔不可胜数，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弗尝者，小也。”但并非所有的河流都有长江、黄河那样的水量与稀释能力，而且有些污染的后果也不是肉眼就能看到的。南方气候炎热，人们与水接触的机会很多，很多居民还直接饮用河湖溪泉的水，如《后汉书·列传传》载：“广汉姜诗妻者……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溯流而汲。”因此感染疾病的可能性很高。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主人，第一代轪侯夫人尸体的肝脏、直肠及乙状结肠组织中均发现了成堆的血吸虫卵。研究者认为，她可能就是因为在受污染的疫水上泛舟游玩而感染了日本血吸虫。江陵凤凰山汉墓古尸的肝脏组织中也检查出了较多的血吸虫卵，反映了这种流行病当时在南方比较普遍。《太平经·起土出书诀》称：“今时时有近流水而居，不凿井，固多病不寿者，何也？”说明汉人已经注意到饮用河水有患病的危险。
中国传统农业有着优良的废弃物利用传统，其中最主要的是施肥。施肥是传统农业中是变无用之物为有用之物，实现农业持续循环发展的关键环节。古代农学家对利用废弃物做肥料的意义有过很多精彩阐述。如王桢《农书》说：“夫扫除之秽，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忽，田得之而膏泽，唯务本者知之，所谓惜粪如惜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收多。”古代社会的废弃物不像今天这么复杂，主要是人类及其养殖的牲畜家禽的排泄物，因食品烹饪而产生的厨房废弃物，粮食、布帛、家具等日用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秸秆、壳蔓、糠渣、废丝、破损布料、木料、竹料等，还有营造房屋时产生的建筑垃圾和破损的生活用品。这些废弃物大部分都能够用作肥料。随着汉晋南朝南方农业的发展，尤其是连作制的日益推广，对这些废弃物的需求量也会越来越大。施肥既使地力获得及时的恢复，客观上也能消除生产与生活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草木灰是古代重要的肥料来源，作为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凡是植物所含的矿质元素，草木灰中几乎都含有。《盐铁论·通有篇》说：西汉荆扬地区“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当时南方实行的休闲耕作制实际上就是利用树木或杂草焚烧后的灰烬作肥料。以草木灰肥田的做法在农业产生之初的刀耕火种时代就出现了，尽管当时并没有形成施肥的概念，却是古代农田耕作最初的经验。在极端重视农业的秦朝，甚至用法律的形式对此进行了强制。《史记·李斯列传》说：“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3《蔓菁第十八》中也强调了草木灰肥地的功能，说：“种不求多，唯须良地，故墟新粪坏墙垣乃佳。若无故墟粪者，以灰为粪，令厚一寸。灰多则燥不生也。”除了人畜的排泄物之外，古代社会的废弃物基本都是草本和木本植物废弃物，晒干焚烧后就是草木灰。汉晋时期南方连作制在推广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局部地力可能衰竭的问题，这些废弃物肯定会被尽量利用。
人畜的排泄物如果不加管理，极易污染水土，传播疾病，但它在古代社会又是比草木灰更重要的肥料来源。《论衡·率性》称：“夫肥沃墝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墝而埆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之人功，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类似也。”王充是东汉思想家，他的上述言论是为了论证人性的美恶可以改变，说明增施粪肥能改良贫瘠土壤是当时人的共识。西汉农学家氾胜之将“务粪泽”视为发展农业的根本措施，在《氾胜之书》中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氾胜之书》记载了基肥、种肥和追肥三种施肥方法，提到的肥料种类除了人粪尿外，还有蚕矢（屎）、羊矢、麋鹿矢等等。书中还最早提出了“熟粪”的概念，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懂得新鲜粪便必须经过沤制腐熟后才适宜施用的道理。《齐民要术》卷端《杂说》：“其踏粪法：凡人家秋收治田后，场上所有穰、谷积等，并须收贮一处。每日布牛脚下，三寸厚。”这是用厩舍中蓐草积制堆肥的最早记载，踏制而成的肥料是完全肥料，肥效显著而持久。
汉晋时期绝大多数的建筑都附有厕所，而且常常跟猪圈建在一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方便人粪、猪粪的集中收集。这种溷厕合一的建筑模式当时在南方也十分普遍。湖南长沙伍家岭出土的汉代圈厕，猪圈设在两座厕所之间，两座厕所均有便坑分别下通猪圈。广州西汉晚期墓出土陶屋，底层四周以矮墙绕成方形基座用作猪圈，居室高架于基座前部矮墙上，厕所设置在居屋室内一侧，厕所地板中部开一长方形便坑，下通猪圈。广州东郊红花岗汉墓所出陶屋，居室为单层，后侧为厕所，厕所便坑下面和猪圈相通，整个后院为圈，圈内有一陶猪。武汉博物馆藏新洲红山嘴出土的东汉灰陶猪圈厕，四面有低矮的长方形围墙，围墙一侧上面设置有平台，下为猪窝，上端建方形小屋式厕所，厕所内设长方形便池通过管道与猪圈相通，圈内有一陶猪。该馆收藏的黄陂滠口三国吴墓出土青瓷圈厕，厕所内地板上有一便坑下通猪圈，圈内还有两只猪觅食。湖南长沙小林子冲东汉墓所出的厕所为硬山式屋顶两面坡，厕房内地板上亦有一便坑下通猪圈，圈内还有一只母猪哺乳着一群猪崽。出土明器中也有厕所与猪圈分开的类型，但数量较少，而且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厕所、猪圈就没有积肥的目的。
猪在古代曾进行牧养。《史记·货殖列传》“泽中千足彘”，说明汉初在沼泽洼地牧猪仍然有较大规模。汉代文献中也有一些牧猪的事例。如《汉书·公孙弘传》称公孙弘“家贫，牧豕海上”；《后汉书·承宫传》载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同书《儒林列传》载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逸民列传》载梁鸿“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误遗火，延及他舍”。但随着施肥技术的进步与应用的普遍，这样的做法越来越少，魏晋以后牧猪就很罕见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马、牛、羊、彘、彘食人稼穑，罚主金马、牛各一两，四彘若十羊、彘当一牛，而令挢稼偿主。县官马、牛、羊，罚吏徒主者。贫弗能赏（偿）者，令居县官；、鬼薪白粲也，笞百，县官皆为赏（偿）主，禁毋牧彘。”这是从保护农作物角度，制定的马、牛、羊、猪等牲畜食用或损毁他人庄稼，对牲畜主人应施的惩罚，并规定不准牧猪。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随着农业的发展，牲畜逐渐由牧养变为圈养，这对于减少牲畜随地大便产生的野粪，以及它们感染和传播疾病的可能性都是有利的。

四、南方田园风光的营建

汉晋南朝南方农业开发在环境方面的效应，除了上面提到的客观因素，田园风光给人带来的主观体验和感悟也是很重要的内容。所谓田园风光，包括农业为主的生产景观和土地利用景观以及特有的田园文化特征和田园生活方式。中国古人提倡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环境的美感也在于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平衡，而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田园风光的根基。
南方地区的地貌类型有平原、丘陵和山地。这里的山地、丘陵和平原上比较高燥的地方最初覆盖着茂盛的森林，而低平平原则是潮汐出没的沼泽。学者指出，江南地区早期“在普遍的沼泽化状态下，原始的塘浦河道景观是散乱的，冈身地区的塘浦实际上是一些由自然潮沟形成的自然景观……在这些地段上面，野生植被也并不是很丰富，低地区的塘浦是在低地上发育的平行缓冈和海岸的古潮沟，在海岸线不断外移的基础上，逐渐延伸形成一种机横向水道。这种环境无美丽可言，到处是浅滩和沼泽”。直到西汉时期，江南地区的景观经营程度仍然很低。在太湖平原东部，“大片水域中的独零河道与圩田就是当时的环境与景观。一旦水灾发生，便是一片汪洋的景象。”而没有人迹的茂盛原始森林在历史早期也不是适合生存并能让人愉悦的自然环境，相反更易让人心生恐惧。
随着汉晋南朝的农业开发，南方地区逐渐形成了人工化比较强的田野景观。左思《吴都赋》说：“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异等。象耕鸟耘，此之自与。穱秀菰穗，于是乎在。”《陈书·宣帝纪》称：“姑熟饶旷，荆河斯拟……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道路与农田错落有致，呈现出相当的有序与丰收的景象。《吴都赋》又说：“屯营栉比，解署棋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描述了东吴屯田区内农田沿着塘浦作有序分布的格局。南朝时期南方部分已经出现网络化的塘浦系统，不仅形成了笔直美观的塘浦和圩田，而且当时修建的塘浦非常广阔，原本泛滥漫溢的浅水被挤到波光粼粼的河道，加上堤上树木的种植，本身就是既有使用价值，又具很高审美价值的对象。《宋书·恩幸传》载：阮佃夫“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塘浦在这里成为贵族官员游乐的场所。稻田风光是南方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农业景观。东晋南朝后南方麦作比例提高，促进了农田在丘陵山区和水乡高阜地带的扩展，加上各种蔬菜、油料作物、纤维作物、燃料作物的种植以及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南方农业景观的层次变得更为丰富。南朝民歌《西洲曲》中“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南朝吴兴太守柳恽《江南曲》中“汀州采白苹，日落江南春”，均表现了南方农业生产水中劳作的美景。
汉晋南朝南方的农业景观中，富有特色的是士族地主营建的庄园别墅。这些庄园都有发达的农业生产，然而士族地主营建庄园又不仅仅出于经济目的，而是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梁书·徐勉传》载其庄园经营理念：“聊于东田间营小园者，非在播艺，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古往今来，豪富继踵，高门甲第，连闼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谁室？但不能不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杂以花卉，以娱休沐，用托性灵”。经过多年经营，徐勉庄园“桃李茂密，桐竹成阴，塍陌交通，渠畎相属，华楼迥榭，颇有临眺之美；孤峰丛薄，不无纠纷之兴。渎中并饶菰蒋，湖里殊富芰莲”。这种依托自然山水而建的庄园，事实上已经具有农业田庄与山水园林相结合的双重特点，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谢灵运在始宁的庄园亦是其中的典型。《宋书·谢灵运传》称其“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
根据谢灵运《山居赋》的描述，谢氏庄园中“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农业经营的种类非常齐全。农田主要在居所东边的湖泊周围，“近东则上田、下湖”，“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整齐有序。“阡陌纵横，塍埒交经。导渠引流，脉散沟并。蔚蔚丰秫，苾苾香秔。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陆，麻麦粟菽。”湖泊中养殖有各种水产。“蒹菰苹蘩，蕝荇菱莲”，“鱼则鱿鳢鲋鱮，鳟鲩鲢鳊，鲂鲔魦鳜，鲿鲤鲻鳣。辑采杂色，锦烂云鲜”。农田往上的山麓低丘则被建成果园、菜圃，其中的果树、蔬菜同样品种齐全、种植有序。“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乍近乍远。罗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涧，森疏崖巘。杏坛、奈园，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枣殊所。枇杷林檎，带谷映渚。椹梅流芬于回峦，椑柿被实于长浦”；“畦町所艺，含蕊藉芳，蓼蕺祼荠，葑菲苏姜。绿葵眷节以怀露，白薤感时而负霜。寒葱摽倩以陵阴，春藿吐苕以近阳”。
谢氏庄园中不仅农业经营十分讲究，庄园内的农业景观又是颇为考究地与自然景观结合在一起。《山居赋》中提到“南山是开创卜居之处也。从江楼步路，跨越山岭，绵亘田野，或升或降，当三里许。涂路所经见也，则乔木茂竹，缘畛弥阜，横波疏石，侧道飞流，以为寓目之美观。及至所居之处，自西山开道，迄于东山，二里有余。南悉连岭叠鄣，青翠相接，云烟霄路，殆无倪际。从径入谷，凡有三口。方壁西南石门世□南□池东南，皆别载其事。缘路初入，行于竹径，半路阔，以竹渠涧。既入东南傍山渠，展转幽奇，异处同美。路北东西路，因山为鄣。正北狭处，践湖为池。南山相对，皆有崖岩。东北枕壑，下则清川如镜，倾柯盘石，被隩映渚。西岩带林，去潭可二十丈许，葺基构宇，在岩林之中，水卫石阶，开窗对山，仰眺曾峰，俯镜浚壑。去岩半岭，复有一楼。回望周眺，既得远趣，还顾西馆，望对窗户。缘崖下者，密竹蒙径，从北直南，悉是竹园。东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峰，南眺远岭，四山周回，溪涧交过，水石林竹之美，岩岫隈曲之好，备尽之矣。”一路走来景观丰富而变化多样，既穿过田野、竹园，又有经过匠心安排的山水美景。
南方农业景观的发展，推动了当时文学家把目光投向田园风光。东晋诗人陶渊明被誉为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他的田园诗对田园风景的描述具有强烈的写实风格，真切而生动。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二句，苏轼《东坡题跋》称颂说“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世之老农，不能识此语之妙”。《归园田居》是陶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作。其一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中写景的一段，草屋茅舍，屋后榆树柳树浓荫如盖，堂前桃花李花灿如明霞，远村暮霭，炊烟袅袅，鸡鸣狗吠，通过对村居实景的琐屑叙述，不需点染，即有虚淡、静穆、平和的农家田野景象，勾画出了田园生活的乐趣。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2评说:“地几亩，屋几间，树几株，花几种，远树近烟何色，鸡鸣狗吠何处，琐屑详数，语俗而意愈雅，恰见去忙就闲，一一欣快，极平常之景，各生趣味。”只有经过农业开发和农民的塑造与维持，才可能有这种由耕耘、花草植物和动物以及它们共同作用所产生的柔和风景。